可那个时候的学生水平不够，听不太懂他的课，大都跟王国维和梁启超做论文去了。
（2）立法修正建议在《网络安全法》第47条中增加一款，作为第2款：对于发布或传输上述信息的用户，网络运营者应该按照分类处置原则，处置相关用户的账号。在网络暴力治理中，对于个体的核心保护目标就是私人生活安宁的状态，应当在本条列举以明确网络用户享有生活安宁而不被恶意影响的权利。
经过对申诉的处理，在确认用户发布的信息的真实性、合法性后，网络平台应当及时解除对相关账户和信息的临时性处置措施，并作出解释说明和合理补偿。2.立法理由在网络暴力治理中往往存在一个误区，即过度依赖互联网平台自身的直接能力，但是在体量巨大的平台中，完全中心化的手段难以应对形式多变的网络暴力现象，亦难以为不同受害群体提供差异化的保护。例如，杭州女子取快递被造谣出轨案从自诉转为公诉，有利于震慑法不责众的施暴者心理，维护网络秩序。《互联网用户账号信息管理规定》主要是规范网络用户账号信息，也就是为治理网络暴力行为主体提供了明确的指引，但是这在《网络安全法》中并未有任何依据。由于网络暴力行为往往附着于言论载体，不可避免存在多义性与模糊性，网络运营者在介入网络暴力事件后，若没有经过审慎的检验即对施暴者与受害者进行分别处置，有误判的可能性。
以河北寻亲男孩刘某州自杀案、杭州女子取快递被造谣出轨案、河南女教师遭网暴猝死案等为代表的恶性网络暴力事件引起全社会的高度关注。（三）按照国家规定建立健全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合规制度体系，成立主要由外部成员组成的独立机构，对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情况进行监督。上海有位学者，叫夏中义，他注意到了王瑶先生在传承清华薪火中所起的作用。
对于清华来说，在复建文科院系的过程中，如何发掘传统，确立自信，是个关键。五、答清华学生问学生一：请你谈谈，陈寅恪的名字，是念que还是念ke？还有，您对清华文科如何评价？好像离北大还有很大的距离。在我看来，将新北大作为一个学术课题来苦心经营，时机未到。1919年12月，北大教授胡适发表《新思潮的意义》，将新思潮概括为四个相互关联的部分：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
（《感旧录》95页，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67）在两个哈佛博士眼中，国学是什么东西？他们会觉得语言学、考古学、哲学这样的现代学术体制，才是坚实可信的学问。我明显感觉到，清华文科正试图走出一条新路，能否成功，现在还很难说。
本来设想的研究院规模很大，还有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可惜没钱。如果是老师们在自嘲，那可以。加上他有很好的国学底子，能跟王国维谈得来。这个，在北大也做不到。
但不管怎么说，清华研究院开创了一个很好的传统，即师生之间多多交流。可那个时候的学生水平不够，听不太懂他的课，大都跟王国维和梁启超做论文去了。可我们查他在清华开的课程，并没有涉及文学的。时间和空间会产生美感，再过几十年，你们的子孙，或许也会用同样虔诚的语调，来谈论今天活跃在北大、清华的某些教授。
既有内在需求，也有外在制约，使得办研究院时，都从国学入手。梁启超很得意，宣称研究院的学生三分之一可以成才，其中三五个人的研究成果，实可以附于著作之林而不朽（《清华周刊》371期，1926年3月19日）。
可我认为，国学院能有今天的名声，与众弟子的努力分不开。自命思想进步的人，对此很有意见。
第二个问题，我不太好回答。我更看中的是，北大的研究生教育自此走上了正轨，一直延续至今。徐先生总结了清华学派的特征：中学西学结合，历史现实对话，微观宏观合流，还有兼及西方理性与传统训诂等。办国学院时，他已从哈佛博士毕业回来，任南开大学文科主任。这是一个头尾完整、充满悬念、略带幽怨、可以寄托各种情怀的学术传奇。王瑶先生甚至说：我是清华的，不是北大的。
1926年度，又增加了一门金石学。为纪念清华校庆而制作的电视片《永远的清华园》，在凤凰卫视播出，很好看，也很动人。
我很怀念老北大、老清华的不拘一格选人才。有的人不在了，或一时联系不上，就由朋友为其写个小传什么的。
最重要的是，北大的经费远不及清华，能花在研究所的钱很少。刚才说了，办文科研究所、国学院，一是需要的钱比较少，二是便于发扬传统、寻出中国的国魂。
所以，谈国学研究院，应该把梅贻琦考虑在内。因此，谈论清华国学院导师业绩，最好不将《红楼梦评论》《人间词话》《宋元戏曲考》等考虑在内。不像现在各大学的校报，尽是报道今天校长接见谁，明天什么代表团来访，后天又有哪个资本家捐钱，大后天后勤部门举行联欢晚会——像这些日常琐事，时过境迁，真的不值得翻阅。1920年代，中国大学办研究所的，不仅仅是北大。
必须考虑知识互补以及学术合作的问题。最关键的两步是输入学理和整理国故。
那种师生吃在一起、住在一起，每天在一起讨论学问的传统书院，不可能在现代大学里复制。我跟清华文科各院系的教师多有交往，知道他们努力的方向，也知道他们遇到的困难。
我的演讲到此结束，谢谢大家。文章有长有短，但大都有意思，很能显示那代人的趣味与情怀。
可以断言，王国维在清华期间，即便讲授文学，也是占很小很小的比例。换句话说，清华研究院之所以成为中国学界不断提及的话题，其中最为重要的，是这个故事本身的素质很好。另外两人，赵元任和李济则赞成学校的建议，同意逐渐停办国学院。所以，他们不支持扩展国学研究院，不是个人恩怨，是学术趣味使然。
功劳最小的是赵元任和李济，这两个人学问都很好，可整天跑野外，做方言调查，或考古发掘，呆在学校的时间不多，跟研究院的学生接触少，又不支持吴宓的发展规划，导致国学院倒台（332页）。今年4月，清华历史系举行了纪念国学院创立80周年座谈会，我在会上谈了一个想法。
1928年，就在清华的旁边，燕京大学也成立了国学研究所，所长是陈垣，导师与研究员包括顾颉刚、容庚、许地山、郭绍虞等。当年的清华研究院，是给学生发奖学金的，学生当然愿意继续研究。
经此世变，义无再辱——然后跳昆明湖自杀，这是现代学术史上的一件大事。吴宓是从东南大学过来的。